梁建章:蔡昉教授否认老龄化影响创新值得商榷

  • 日期:0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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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芳教授否认老龄化对创新的影响是有争议的。

作者:梁建章

由于出生人口的急剧下降,中国的人口结构将面临一个倒金字塔形的老龄化问题,这引起了学术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芳在倡导“为老年人创新理念和实践”时表示:“有人认为,在老龄化社会,社会创造力将会下降,没有创新能力就没有光明的发展前景。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它在政治上是不正确的,没有经验的基础。我们不应该仅仅因为要证明改革生育政策的必要性,就去寻找各种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论据。有各种各样的例子可以证明,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创造力永远不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减少。例如,诺贝尔奖的获奖年龄多年来一直在增长。从社会角度来看,老龄化并不意味着整体创造力的下降。”

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基于多年深入研究的观点是,老龄化将拖累创新和创业,从而拖累经济。当然,当我们说老化是创新的拖累时,我们并不意味着在老化的时代,创新肯定会衰退。即使在老龄化时代,由于教育水平的提高、经济实力的增强、技术积累的动力以及伴随城市化而来的人口聚集等其他因素,整体创新力仍有可能进一步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老化对创新的拖累体现在,如果没有老化因素或老化不那么严重,创新将被更快地推动。

蔡芳教授是中国人口学界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之一,他的观点具有很大的政策影响力。由于他的声明与我们的研究结论相去甚远,我认为有必要通过这篇文章来回应他的声明。

要分析老龄化是否会影响中国的创新,我们首先需要了解中国老龄化的原因。老龄化有两个原因:一个是预期寿命延长,另一个是低生育率。与其他预期寿命相近的国家相比,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高,未来还会更高。因此,中国老龄化的重要原因是我们的孩子太少。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80后、90后和00后的人数分别为2.19亿、1.88亿和1.47亿。90后比80后少3100万人,比90后少4100万人。

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中国的年出生人口在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下降,预计今年将进一步下降。到80后达到退休年龄时,中国的老龄化将比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严重。此外,中国的总人口将在未来几年开始萎缩,最初缓慢但逐渐加速。如果生育率不能在更替水平附近大幅提高,中国人口最终将进入持续快速收缩。根据目前的自然生育率趋势,到本世纪末,中国人口可能会下降到6亿以上。

随着人口的迅速老龄化,中国的年轻人口甚至总人口的规模将会迅速缩小,这对中国的创新和国力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我已经充分展示了《人口创新力》创新的规模效应。中国之所以在未富之前就成为科技强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归因于世界上最大的人才和市场规模。中国拥有世界上最顶级的制造业和可以与美国竞争的互联网产业。在数据为王的人工智能等科技领域,中国科技企业的人才和数据优势令其他国家羡慕不已。

可悲的是,出生人口的急剧减少严重削弱了中国的规模优势和未来潜力。考虑到美国的生育率远远超过中国,以及美国在吸引世界各地高科技移民方面的优势,如果中国不能摆脱超低生育率的陷阱,那么中国在人口规模上相对于美国的优势将在两三代后消失。尽管创新的规模效应已被经济和科学界广泛认可,但令人遗憾的是,蔡芳教授一直避而不谈

我碰巧对老龄化和创新之间的关系做了深入的研究。尽管五六十岁的科学家会有许多创新,但大量数据显示,最具颠覆性的科学研究大多是由年轻科学家完成的,尽管他们可能要到七八十岁才能获得诺贝尔奖。最具颠覆性的高科技企业通常是由年轻企业家创建的。例如,当时世界上市值最高的20家高科技公司几乎都是由年轻人创立的。斯坦福大学的爱德华拉泽尔教授和北京大学的王辉教授在去年发表在《政治经济学杂志》上的一篇论文中,我分析了许多国家的人口和经济数据。结论是:在老龄化社会,不仅年轻人越来越少,而且每个年轻人的活力也会大大降低。

延长退休年龄当然是解决经济负担的最后手段,但老年人占据更多的领导职位和发言权,这可能会进一步抑制年轻人的活力。在过去的20年里,日本企业在信息技术产业、互联网、人工智能、芯片和手机产业中节节败退,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尽管日本高技术产业相对竞争力下降背后有许多因素,但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长期低生育率带来的严重老龄化和人口萎缩是一个根本因素。

蔡芳在他的演讲中说,老年人应该被视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即劳动力和人力资本的载体,创新和创造力的源泉。他提到,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称16岁及以上的人口为工作年龄人口,没有上限,并认为这在经济学上具有积极意义。我认为,在延长老年人健康寿命的前提下,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让他们发挥更大的作用,显然是合理的。然而,通过提高甚至不提高工作年龄上限来重新界定工作年龄人口,无助于缓解老龄化问题,更不用说创新应对老龄化的理念了。事实上,更不用说没有上限了,如果老年人口的标准提高到比预期寿命高10年的水平,那么老龄化问题就可以名存实亡地得到解决,因为按照这个定义,老年人口的比例总是很小的。但这有什么意义呢?

中国人口面临的真正问题与其说是老龄化,不如说是无子女。作为一名人口经济学学者,蔡芳不能不知道,只要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以下,从长远来看,人口规模将继续缩小。因此,保持群体的连续性和可持续发展,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是基本前提。如果延长退休年龄是缓解老龄化问题的最后一剂苦药,那么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是唯一的出路。我们认为,对人口政策有重要影响的学者有责任和义务明确指出这一点。

不幸的是,蔡芳教授在他关于成千上万字老化的演讲中没有提到生育政策。我还注意到,蔡芳教授一再主张放松计划生育政策,但他对政策效果和人口趋势的判断是严重错误的。例如,以蔡芳为第一作者的《中国发展报告2011/12:人口形势的变化和人口政策的调整》预测,在全国范围内同时实施“综合二孩”计划将导致在头几年总生育率超过4.4。即使“一胎两胎”政策同时实施,生育率反弹的峰值也将达到2.4。

生育率4.4意味着每年出生人口超过4600万,而生育率2.4意味着每年出生人口超过2500万。这种预测的荒谬早已超出了人口统计学的基本知识。2013年11月15日,我和黄在的专栏中断言,这种可能性基本为零。事实上,2016年全面实施二孩政策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为1786万,2014年实施二孩政策后,年出生人口高峰仅为1687万,远低于第一作者蔡芳教授报告中的预测。尽管其报告预测相应年份略早于政策实施的实际年份,但这并不能解释如此大的预测偏差。

其次,蔡芳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只建议允许生两个孩子,而不是完全自由化,这似乎意味着完全的二胎政策可以使生育率接近1.8。但这显然过于乐观,甚至是不可能的。目前,中国未婚不育青年的比例在不断上升。即使扣除15%的年轻人,如果其他人都有两个孩子,生育率也只有1.7,而不是1.8。此外,2017年全国生育率抽样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计划生育1.75个孩子,而实际生育率通常低于预期生育率。

我们在之前的文章中也分析过,尽管根据2018年的出生人口,估计生育率仅为1.46,而且其中两个孩子的数量甚至超过了一个孩子,这表明这些出生人口中很大一部分是由二胎政策累积造成的。除去这一暂时的积累因素,中国的自然生育率仅为1.1左右。如果生育率长期保持在1.1,每一代出生人口将减少一半。因此,无论如何,中国应该完全自由化,而不仅仅是第二个孩子。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一场非常严重的超低生育率危机,因为中国生育率以上的三座山是无法承受的。第一座山是房价,相对于收入而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几乎是世界上最高的,第二座山是教育,中国的教育成本和间接支出相对来说是世界上最高的。第三座山是中国妇女极度缺乏生育保护和福利。此外,在长期独生子女政策的影响下,中国的城市家庭已经把生一个孩子作为默认选择,而农村家庭正在效仿城市家庭。这种现象在人类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另一点是中国不能通过移民来缓解老龄化问题。新加坡和韩国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可以吸引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的年轻移民来补充年轻人口。最近,就连一向不愿意接受移民的日本也加大了吸引移民的力度。然而,中国的国土面积太大,与中国文化相似的东亚邻国相对较小,它们自身也面临低生育率危机。

简言之,超低生育率是中国面临的最大危机。延长退休年龄可能会部分缓解老龄化对养老金制度的影响,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极度老龄化和人口在经济、社会和技术等各个方面急剧萎缩所引发的危机。为了保持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乃至中华文明的传播,我们必须坚决将现行生育政策调整180度,尽快放开生育政策,出台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我也衷心希望蔡芳教授能够面对中国人口的现实,准确判断中国未来的人口趋势,提出切实可行的对策,为推动人口政策合理化做出与他的地位相称的贡献。